“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,不是来自中国内部,而是来自外界。未来,‘一带一路’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再造重演,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维持。我们应该吸取古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重政治影响轻经济利益的教训,与周边国家真正做到互利共赢。”6月20日,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省图东南周末讲坛,为福州市民带来题为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和未来意义》的讲座,对丝绸之路历史作了一个全新的解读。

 ◆张骞通西域,最初目的不是贸易

 “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来自外界,主要是中亚、波斯和罗马帝国,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。这是因为,汉朝缺乏创建丝绸之路的主动性。”葛剑雄说,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跟最初出现时的概念有很大不同。

 1870年前后,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亚调查后,正式提出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。但他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前形成的一条由洛阳、长安一直到中亚撒马尔罕,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,以后逐渐为地理学界、历史学界所接受,之后才出现了将对外交通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的现象。

 “当初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时,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,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。”葛剑雄说,尽管命名为丝绸之路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。但张骞通西域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,而非贸易,丝绸只是携带的礼品之一,这好比是无心插柳。

 汉武帝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,主要是希望联合大夏,一起夹攻匈奴,结果未能如愿。但张骞带回来的信息颇有价值,让汉武帝开了眼。于是,才有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,并带去大量丝绸、黄金、工艺品等,赏赐给将要出使的小国,扩大了丝绸在中亚的影响。但是,商品经济形成很重要的原因,是强大的罗马帝国对中国的物品有需求。

 葛剑雄解释说,中国历来以“天下之中”自居,无所不有,自给自足,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,历史上从未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,也很少从丝路贸易中获利,经商者多为中亚、波斯和阿拉伯人。汉朝时,不许百姓随意出关,特别是福建一带,经常实行海禁,民间对海外的贸易长期被中断。更重要的是,古丝绸之路分为北、中、南三条线,每条线都异常难走,没有强劲需求不可能支撑。“现在则不同,建设‘一带一路’是我们主动。”

 葛剑雄提醒道:“对历史不了解或误解,往往会错把历史教训当经验,甚至会影响‘一带一路’建设。因此,我们必须坚持互通、互补、互利、互赢,形成利益共同体。”

 ◆历史上丝绸之路“通少断多”

 “历史上丝绸之路‘通少断多’,大规模畅通的时间少,民间零星局部畅通的时间多。我们要正视这段历史。”葛剑雄说,丝绸之路恢复三次,又断了三次,有时维持多靠班超这样的杰出人才的影响力。国力无法维持时,朝廷就下令撤退。

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,葛剑雄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,梳理出丝绸之路的发展简史。

 公元前60年,西汉设西域都护府,采取松散的、监护性质的管理,小国只需每年上报户口,表示服从统治即可。东汉“三通三绝”,此后时断时续,经常名存实亡。北魏实力强大,历史记载来自大秦的商人也到了中原,但当中原战乱,无暇他顾,正常的贸易、交流又会断掉。

 值得一提的是,唐初控制了中亚,疆域最远扩展至今天的咸海,碎叶城(今吉尔吉斯境内)是重要据点,丝绸之路就变成唐朝内部的交通路线,很畅通。安史之乱后,吐蕃扩张到新疆。此后,唐朝西边的边界只到今天的甘肃,不可能再控制西域,早期发达的丝绸之路也就不存在了。

 公元9世纪,阿拉伯人找到了海上交通要道,大批阿拉伯人来到泉州等地,海上交通线取代了陆路,陆上丝绸之路已变成中央内部的交通线了。

 明初一度控制哈密,但哈密以西无法控制。明朝中期退至嘉峪关,连今天的敦煌都守不住,更不用说丝绸之路了。

 海运一通,就更没必要走陆上丝绸之路的崇山峻岭了,海运不是以丝绸为主,还包括茶叶、香料、瓷器等,这是重大的变革。

 “回顾丝绸之路发展史,不是说中国要去重新控制中亚,而是必须承认,中亚的稳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非常重要,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应有相应对策。”葛剑雄说,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应考虑马六甲海峡、中美洲地峡等的安全畅通。

 ◆郑和下西洋,未超出阿拉伯航路

 “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不是中国开辟和掌握的。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海是边缘,四海之内、山陬海澨、天涯海角等说法便是体现。”葛剑雄说,西汉海上探索最远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、印度中部,汉朝还有负责翻译的译使。但此后的初级探索发现别的地方都比自己穷,所以就没有继续探索,海上技术反而倒退了。

 葛剑雄指出,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握。南宋时期,泉州一度有很多阿拉伯人,广州的番坊、番长,都有阿拉伯人。郑和下西洋未超出阿拉伯航路,采用其经验和技术(针路、牵星过洋),目的在于宣扬国威,无经济目的,即通过政治活动,建立明成祖政治合法性,号召沿线小国前来朝贡。

 官方对外的海上活动,重政治目的、轻经济效益,维持丝绸之路缺乏动力。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和限制,更损害了中国的实际利益。所以,中国历史上不承认有正常的外贸需要,只接受朝贡。而外国通过朝贡获得的利益远比正常的贸易多,也愿意甚至希望来朝贡。

 葛剑雄举例说:“清朝一度禁止日本来朝贡,日本人想办法冒充琉球人来朝贡。朝贡不是剥削,而是变相的政治投资,一般情况下,不计较经济效益,只讲政治。”但这种朝贡中的对外赏赐无度,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,造成财富流失,国库空虚,官民嗟怨,且不主动经营外贸,主要利益为外方所得。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,或课以重税,以致民间非走私不能获利。葛剑雄指出,要汲取这种历史教训。

 “此外,我们还要在文化、民族、宗教方面做准备,了解外界的情况。”葛剑雄说,现在建设“一带一路”,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、当地文化的关系,珍爱自己的文化,但也要理解、欣赏、赞美别人的文化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,不考虑文化、民族等因素,也很难达到我们的目标。

 “今天我们提出建设‘一带一路’,要正确认识历史,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,扬长避短,要看到真正的市场在外面,重点也在外面。”葛剑雄说。